夏承焘与浙大词学

本文转自微信公号小楼听雨诗刊

 胡可先：夏承焘与浙大词学

浙江大学作为词学研究重镇，与中文系的百年发展历程相始终，一直站在研究的前沿，引领研究的方向。浙江大学词学统系的高位起点渊源于20世纪30年代夏承焘先生奠定的词学，从而形成了富有建构性的浙江大学词学研究特色。

一、以史治词之路径创新

词学是由诗学独立出来的一门专业学问，兴起于两宋，渐盛于清朝。旧词学长于词的外在形式的考订与词集校理，而疏于词史与词学理论的系统研究，因此历代词学著述虽然繁富，研究路径却不免逼仄，难得融会贯通之要旨。夏承焘先生承晚清词学复兴之余绪，借鉴科学的研究方法与现代理念，结合其深厚的传统学养与扎实的考订功夫，锲而不舍，精勤探索，以毕生之力，在词人年谱、词论、词史、词乐、词律、词韵以及词籍笺校诸方面均取得突破性成果，拓展了词学研究的疆域，提高了词学研究的总体水平，成为现代词学的开拓者和蜚声国内外的一代词学宗师。夏先生是温州人，治词具有浙东学派“学究于史”的特点。其词学贡献主要体现在词人谱牒之学的创造，代表著作是《唐宋词人年谱》。通过考证鉴别，判断史料和作品的真伪；通过排比史料，梳理词人的人生轨迹、创作历程及风格演变；通过叙述交游，勾勒词人生存和创作的完整轮廓。夏先生所使用的点线结合、纵横结合、文史结合、内证和外证结合、作家本体与作品本体结合的方法，是传统词学走向现代化、科学化和系统化的一个重要标志。著名学者程千帆先生评论说：“以清儒治群经子史之法治词，举凡校勘、目录、版本、笺注、考证之术，无不采用，以视半塘、大鹤、彊邨所为，远为精确。前修未密，后出转精，当世学林，殆无与抗手者。”正因为他专力治词，故自上世纪20年代登上之江大学讲坛，直至国立浙江大学、浙江师范学院、杭州大学诸阶段，对于现代词学研究的影响长达一个世纪。

二、词学体系的建构

最近，我重读了夏承焘先生的《唐宋词论丛》，联系《唐宋词人年谱》和《夏承焘学词日记》，对词学研究的取向进行一番省思，觉得夏先生所开辟的词学谱牒以外的词学路径，也很值得我们进一步探讨，这有助于新世纪词学研究的突破。就词体文学研究而言，可大致分为体内和体外两个层面，体外层面包括词人、词籍、词源、词派等，体内层面主要是词调，包括词律、词韵、词谱等，且都与词乐相关。前者有助于知人论世，后者有助探询词的特质。尤其是词乐有关的词律、词调、词谱的研究，也最能彰显以合乐为主体唐宋词的特色。唐宋词与元明以后词的最大区别，就在于前者属于音乐文学体式，而后者属于纯文学体式，因而夏承焘先生《唐宋词论丛》中有关词律、词谱、词韵等与词乐相关的研究，重点在于探讨唐宋词的音乐特质，抓住了唐宋词研究最核心的问题，且能阐幽发覆，剖析入微。因此，我们可以说夏承焘先生初步构建了词学研究的完整体系，而体系又是分内外的，《唐宋词人年谱》侧重于词人与词学背景的研究，《唐宋词论丛》侧重于词学内部特质的研究，内外结合，呈现出较为清晰的词学研究脉络。这方面更表现在他《词韵约例》《唐宋字声之学》等论著，还有关于姜白石宋词曲谱等研究当中。

三、夏承焘在浙江大学的几代传人

浙江大学的词学研究，因为一代词宗夏承焘先生开创，词学名家吴熊和先生拓展，走出了较为严整的从以史治词到词学通论的路径。吴熊和先生自50年代随夏承焘先生研治词学，他不仅发扬了夏先生以史治词的特点，还进而扩大了词学研究的阃域，体现出求通与求精的学术特点。吴先生博学多识，以专驭博，视野宏阔高远，学术宏博精深。在词学领域，纵则将唐宋元明清都纳入研究的视野，横则在词源、词体、词人、词集、词派、词乐、词调、词谱方面都有精深的研究。他的代表作是《唐宋词通论》。这部书使得20世纪40年代至80年代词学宏观研究的萧条局面得到很大的改观，建构了20世纪词学的新体系，打开了新时期词学的新格局，是一部承前启后、继往开来的里程碑式的著作。它不尚空论而务实学，对词学史上许多重大问题作了非常精辟的阐释，无论在理论、方法和具体考证上都对词学研究具有重大突破和创新。该书评论精当，下语果断，表述谨慎，文采斐然。对词学上不少争议的问题，取舍有度，对问题的关键点认识清楚，显示了通达的学术眼光。这种通论的形式提供了一种富有个性和针对性的研究思路，进而梳理出最核心、最本质的问题，是词学研究切实可行的路径。

现在，在浙江大学甚至在全国各地，夏门弟子以及再传弟子甚至是三传弟子已经很多，创们在各自的领域都辛勤耕耘，取得了丰硕成果。这里就不详细阐述了。